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有一批这样的群众领袖领导人民坚持斗争。这些群众领袖都是土生土长的，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始终坚守在大别山上。漆先庭、刘天元、何耀榜、刘名榜、桂林栖等就是这群杰出人物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主力部队转移、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依靠坚实的群众基础，凭着自己的声望与号召力，努力恢复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构，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他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实行区别对待政策，扩大团结面。他们积极改造枪会与民团，甚至是宗教帮会，组织群众武装，使领导权逐渐转移到党的手中。这些群众领袖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留住了火种，保存了实力，成为大别山党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群众领袖与广大穷苦百姓生死与共，鱼水相依，密切了群众联系，壮大了共产党的队伍，保存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鄂东农民领袖——漆大爷
人称“漆大爷”的漆先庭，是鄂东群众领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疯狂“清剿”共产党，并强迫百姓搬家并村，漆先庭同其他党员一起隐入深山老林之中，在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梳篦战术”中顽强坚持。
汉留帮会起始于清朝初年，主要组成人员是社会底层民众，他们相互抱团，扶贫救难，有着严格的帮规。一直到民国初年，成为鄂东一带很有影响力的民间力量。抗战爆发后，基于民族大义，这些组织纷纷举起抗日大旗。中共鄂东军政委员会当即决定拿汉留这“旧瓶子”装上发展中共五大队的“新酒”。于是，就派遣在社会交往广、名气大、具有影响力、时任黄冈中心县委委员的漆先庭以个人名义，在大崎山组织领导了抗日汉留——“全华山”组织。
1939年5月11日，漆先庭以全华山寨主双龙头大爷的身份，在大崎山铁冶东山寺首次“开张收堂”，正式打出“全华山”旗号，以“发宝”方式，向会众募集会费，扩招会众。刚才我们看到的黄色绸布就是“宝”，即汉留成员的“会员证”。据统计，全华山共发“宝”3万多份。从此，漆先庭成为鄂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漆大爷”。
漆先庭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黄冈起义，起义受挫后，很快在黄冈北部恢复和发展6个党支部。后来，漆先庭卖掉家中仅有的一亩半田，与人合伙开店铺，以卖豆腐为名，走村串户，联络贫苦农民。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来到贾庙，漆先庭担任中共贾庙区委书记，根据党的指示，发动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先后组建两个“战斗营”补充到红二十八军，并带领地方便衣队为部队筹集大批银圆。
全华山抗日组织在漆先庭领导下，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将许多年轻力壮的会员输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当中。还以发“宝”来收缴会费，为中共领导的五大队筹集了大量的军需经费、武器弹药，成为五大队给养供给的主要来源。另外还举办了多期医护培训班，为五大队培训了一批医护工作人员。全华山抗日帮会是鄂东党组织与民间组织结成的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它壮大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巩固扩大了鄂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李先念称漆先庭是“鄂东的农民领袖”。
由于漆先庭在黄冈地区革命斗争中影响很大，所以也是敌人重点抓捕对象。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对黄冈地区实行重兵“清剿”，以“捉住漆先庭，人有多重钱有多重”的口号进行通缉，漆先庭化装潜往浠水，转入地下，坚持与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届60的漆先庭作为黄冈老红军代表进京，在全国政协礼堂宴会上，董必武将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漆先庭的手说：“大别山的斗争很艰苦，你们坚持20多年。”
红色龙头大爷——刘天元
刘天元又名刘永德，徐古镇柳河刘家湾（现道观河汉子山村）人。出身于雇农家庭，自幼父母双亡，7岁随叔父以放牧砍柴为生。12岁学理发，14岁改学打榨，15岁又学唱皮影戏，整个童年过着艰辛困苦的流浪生活。1928年8月，经中共黄冈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漆先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小组组长。翌年任中共横坡坳支部书记。先后在漆家畈、土门、长岗山、刘家湾、野马冲、赵家冲和谢十甲湾发展党员56人，建立了19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广泛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自卫队。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转移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边区。刘天元白天借钓鳝鱼为名观察敌情，夜间以唱皮影戏作掩护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坚定了群众的革命信心和斗争意志。经过秘密串联，发展党员100余人。汉子山刘家湾有一个组织叫“复兴景宝山”，即汉留组织。这个组织后来聚集了10多万会众，表面上它带有江湖性质，实质上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为首的龙头大爷就是闻名遐迩的刘天元。1941年，刘天元担任黄冈中心县委敌工部部长。江湖中都知道刘天元是一位专杀日寇、汉奸的红脸大汉，能双手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由于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又有一副红色脸皮，胡子浓密，加上为人豪气大方，喜接八方英雄，人称“红脸美髯公”，深受农民群众信赖与敬仰。
1948年的暮春时节，刘天元不再是汉留组织笑傲江湖的隐形侠士，而是威震敌胆的共产党新洲县县长。一天，刘天元接到黄冈县委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要他赶到汉子山一个叫何家凹的地方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敌人突然包围过来，危难之时，他们立即组织撤退，途中，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个机密文件箱落下了，便与通讯员转到山上楠竹园中隐蔽，想等到敌军走了之后再去找回文件箱，殊不知文件箱早已被其他同志转移。就在他们正准备下山的时候，再次遭遇了敌人，刘天元落入敌手。敌军如获至宝，随即将其押送到麻城宋埠，数次派人劝降，但都被他严词拒绝。最后，敌人凶残地将刘天元杀害了。
雨后晴朗，日色嫣然。人们在他牺牲之地栽种了一大片桃林，桃花年年盛开，桃林枝繁叶茂。一腔热血，映红山峦，永载史册。
大别山地区的群众领袖——何耀榜
1909年3月，何耀榜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吃不饱、穿不暖，还受压迫，他是家里的壮劳力，全家人都指望着他，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抛家舍业参加了革命。何耀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号召、组织、发动、领导群众，做群众工作。
何耀榜在参加革命期间主要是从事地方工作。何耀榜曾任武装执行委员，负责全乡武装工作。他很快把全乡18岁至45岁的农民组织起来，众所周知的鄂豫皖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就是他率领赤卫队缴获的。1930年春，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在武汉飞往开封执行任务返航途中，由于油料燃尽而迫降在大别山南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河滩上，于是何耀榜率领赤卫队缴获了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列宁号”，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一架飞机。这也是他领导群众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4年6月，为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省委决定在鄂东北成立罗陂孝（罗山、陂孝北、河口三县）特委，何耀榜从正规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任特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他组织了一支由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组成的便衣队。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相继处决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反动民团团总，以至于这一带的反动民团一听说便衣队就谈“何”色变。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何耀榜先后任光麻特委书记、皖西特委书记兼红军师长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5月，红二十八军与鄂东北道委会合。高敬亭随即把鄂东北独立团战士挑选了一部分交给何耀榜。高敬亭走后，何耀榜把道委和特委的警卫队和一部分轻伤员再次组织起来，第三次重建鄂东北独立团。之后，这支队伍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斗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答应国共合作，但骨子里一心想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回到南京后，任命在西安事变中和他一同被扣的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统一指挥大别山区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四处张贴悬赏布告：活捉何耀榜赏洋1万元；报告何耀榜行踪者赏洋8000元；哪个部队捉到何耀榜，一律官升一级。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7月，何耀榜以红二十八军名义给卫立煌写了份公函，提出双方进行谈判。
7月20日上午8点，他受高敬亭指派，前往岳西县与国民党卫立煌的代表开始面对面的交谈。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角逐争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共识。岳西停战谈判，是南方8省13支红军游击队最早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的局部停战谈判。谈判中，何耀榜既体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又表现了必要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始终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后来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说，何耀榜是大别山游击战的一面旗帜。
中原突围之后，何耀榜一直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直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才与六纵一部会合。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何耀榜提前结束在延安的学习生活，重返鄂豫皖边区再次走上前线，组织领导革命群众。1939年5月，鄂东地委宣告成立，何耀榜任军事部长兼鄂东抗日游击总队司令员。中原部队突围后，何耀榜继续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在这艰难时刻，何耀榜说道：“中央有明确指示，我看没什么好商量的。大别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共产党人的老根据地。只要对中国革命大局有利，即使全部牺牲，也是值得的。”当天晚上，他就向中央报告：坚决执行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
从留下来那一刻开始，何耀榜便抱着必死的决心，率领游击队同敌人顽强地坚持斗争，毛泽东得知大别山还有武装力量活动时，要求在延安的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尽快派人与他联系，并提出一定要坚守住这一战略支点，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主力部队就要挥兵南下。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邓小平政委立即给各纵队发出指示：大别山有游击队在坚持战斗，要特别注意与之联系。当何耀榜他们与六纵先遣四十九团会合后，便跟着六纵野战医院转战大别山。其间，在一次突围中他腿部受伤，由于长期隐匿于阴冷潮湿的山洞，无医无药无食物，以致全身感染腐烂，腿骨暴露在外，导致膝盖以下部位截肢。即便是这样，他仍坚持战斗。中原地区的形势开始好转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还特地看望了何耀榜，称赞他是“大别山的传奇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没有忘记这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功之臣，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特地征求他的意见，并提供岗位供其选择，他谦逊地说：“我文化水平不高，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把主要岗位留给年富力强的同志，让他们更好地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1955年2月，何耀榜当选第一届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何耀榜担任的唯一职务。
1964年10月何耀榜病逝。和平年代，一般人病逝是不能追认为革命烈士的。何耀榜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对革命贡献大，党和政府破例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何耀榜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与人民群众时刻站在一起。他以过人的胆识、顽强的毅力、卓越的领导力、强大的号召力领导和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战争，为大别山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旗——刘名榜
刘名榜同志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标志性人物。他从1928年参加革命到1949年全国解放，其间，只有半年受组织安排到延安学习，其他时间都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战斗。从第一个三年游击战争说起吧。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在鄂豫皖根据地继续“清剿”的国民党反动派有10万人以上。敌人“清剿”的主要手段：一是划区搜山、倒林；二是投毒、埋地雷；三是强化保甲制度；四是制造无人区。当时刘名榜担任中共经扶（今新县）县委书记，挑起了大别山中心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重担。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刘名榜带领队伍依靠群众同敌人周旋。面对敌人“梳篦式”战术，他将游击队化整为零，隐藏在群众中间。白天和群众一起干农活，晚上就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从群众的口中打探出哪个保长坏，哪个甲长出卖过共产党，夜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那些保长、甲长面前。他们还将标语贴在墙上、路旁，甚至贴进了经扶县城，落款为“中共经扶县委”“红二十五军便衣队”“红二十八军便衣队”。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撤离了大别山，刘名榜他们则继续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也就是第二个更加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中原突围之后，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对大别山根据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仅新县这一个地方，国民党就驻有一个新编正规旅，加上保安团、还乡团共有几万人。刘名榜等在中原局指示下，重建并领导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坚持地方游击战争。他们白天偎山洞、钻树林，与搜山的敌人周旋；夜间再小心地避开敌人的路卡、暗哨，下山去找群众接头，进行革命活动。敌人见一时难以剿灭游击队，就将游击队员的家属都抓了起来。刘名榜的老母亲和女儿，甚至连他未满周岁的小外孙都被关进了监狱，并被押着到山上去喊话，企图引出他们。
刘名榜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农民的疾苦他一清二楚，而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从一开始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所以深得老百姓的支持拥护。当时游击队条件非常艰苦，几天几夜吃不上饭是经常的事，如果没有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那是没法坚持下去的。
正是因为有着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胜利。1955年国庆节，刘名榜被河南省选定为河南国庆观礼团团长，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当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刘名榜，我知道，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嘛！很不容易，功劳很大呀！”
中共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
桂林栖是湖北省黄梅县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黄梅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前往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桂林栖在武汉找到董必武接上组织关系。董必武写了一封信让他到黄冈找方毅。后被任命为黄梅县委书记，在黄梅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并组建新四军第八大队，任政治委员。国民党政府不承认新四军第八大队，第八大队被国民党顽固派围剿打散。桂林栖率领部分人员到皖中抗日。历任新四军第七师独立营政治委员、中共巢无庐中心县委书记、皖中地委副书记、皖西工委书记和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桂林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领导皖西人民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安徽省政府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等职。从1939年到安徽工作到1965年离开，历经26个春秋。桂林栖在推行责任田和发展黄梅戏艺术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致死。桂林栖曾写下一首明志诗：“本来文弱一书生，效命工农几十春，九死一生酬壮志，千锤百炼见丹心。”
桂林栖领导皖西人民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
在新四军主力撤出皖西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皖西驻扎了一个旅的正规部队，加上地方保安三团、四团、七团、八团及各县国民党民团共1万人，敌我力量悬殊。当时，敌人在大别山区实行大规模拆屋并村、联保连坐、烧光杀光抢光、制造无人区等反动政策，修筑大量碉堡，妄图困死、饿死、消灭游击队，大别山地区的一些恶霸、特务也纷纷助纣为虐，斗争形势十分险恶。
1945年10月，桂林栖等率部进入大别山区。从这时起到1946年3月，是解放战争时期皖西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扎住脚跟时期。桂林栖等率领部队在山区内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锄奸除害工作，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叛徒和特务分子，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桂林栖等率领部队时分时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承认“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计划破产。
1946年3月，桂林栖到苏北淮安向华中局汇报工作。在去华中局期间，国民党反动军队疯狂地向苏北解放区进攻。华中局考虑到他返回大别山有一定困难，加上他的爱人和孩子已在山东，打算让他留下来，在军部担任巡视员。但桂林栖向组织表示自己对大别山区熟悉，回到那儿对革命斗争有益，坚决要求重返大别山。经组织批准之后，1947年2月，他带领20多名干部日夜兼程赶到目的地。当时，天寒地冻，在过运河时，毛驴被冻死。桂林栖带头跳进齐腰深的水中，扑向对岸。上岸后，水淋淋的棉衣经风一吹，冻成冰块，走路哗哗作响。路途上还常常与敌人遭遇，他机智地指挥大家摆脱敌人的纠缠，继续赶路。有时，两天吃不上饭，连喝水也是用一个茶缸传来传去，边走边喝。急行军一个多月，才返回大别山。从此时起到1947年8月，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壮大时期。在此期间，皖西工委成立岳北、潜（山）太（湖）、舒（城）六（安）、桐（城）庐（江）四个县委，皖西大队扩编为皖西支队，隶四个大队，两个直属连。不久，与先后转战到达这里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五师及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几支部队会合，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任司令，桂林栖任政治委员，皖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出现新局面。部队迅速发展到3000人左右，斗争局面大为改观，从而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第三纵队及大批干部南下与皖西人民自卫军胜利会师。从那时起到1948年底，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第三阶段，即走向胜利的时期。1947年11月成立皖西区党委，彭涛任书记，于一川、桂林栖等任副书记。国民党军进行疯狂“扫荡”，大别山地区革命斗争异常残酷。桂林栖和大家一样，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中顽强地坚持着。1949年春，刘伯承经过六安时，曾对马芳庭和曾庆梅说：“和其他根据地相比，你们皖西根据地是坚持得最好的。”这虽然归功于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以及全体干部、军民的团结一致和英勇斗争，但桂林栖也为此作出了很多贡献。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年代里，桂林栖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敌人封锁围困的时候，粮食、衣被、药物都十分缺乏，桂林栖和战士们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晚上只能露宿山岭、田野。有一次，在岳西、舒城交界处板仓，被敌人包围了七天七夜。因为没有粮食，就买老乡的腌菜充饥。后来，弄到了一点粮食，没有锅，就用敌人钢盔煮饭，还没吃进嘴，战斗就打响了。就在那样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桂林栖严格要求自己，同广大干部战士做到衣、食、住、行四个一样，从来不搞特殊。有时还同警卫员分吃一碗饭，合盖一条被，把牲口让给战士骑。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很弱，痔疮发作，每天脓血淋漓，冬天则血湿棉裤，冻成冰块。
桂林栖时时刻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对于军烈家属，尤其是家庭困难的，每当战斗有所缴获时，桂林栖都会尽量予以救济；对于遭到敌人迫害的群众，他也会千方百计予以掩护，给以安慰。针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大别山地区抓丁派粮、烧杀抢掠等残害行为，他一方面积极组织或者参与军事斗争，一方面则是采取强化宣传工作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拆房拆屋，百姓痛苦”“穷人好可怜，没柴又没盐，国民党收税少不了半文钱”，以及“抓丁又派粮，穷人泪汪汪”等宣传标语，深得群众拥护和欢迎。1947年下半年，大别山地区工作曾一度出现偏差，在急性土改中侵犯了一部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在打击敌特时，有扩大化倾向，曾在分水岭祠堂关了一些不应该关押的人。桂林栖在知道这个情况后，经过与其他同志一起调查研究，不仅将这些人释放出来，而且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从而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依靠群众的支持，桂林栖率领的游击队度过许多艰难时刻。大别山地区群众亲切地称呼桂林栖为“老桂”或者“赵先生”。
文章来源于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