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党性观念的人民军队，这是这支队伍拖不垮、打不散的根本原因。红二十五军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他们识大体、顾大局，相互支持、密切配合，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红二十五军有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这是它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原因。红二十五军有着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态度，面对错误，能够及时纠正，迅速转变作战方针。红二十五军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注意维护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基础。红二十五军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鄂豫皖苏区的鼎盛局面作出重大贡献。在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后，红二十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使大别山红旗不倒、革命火种不灭。长征中，红二十五军独立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它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红军北上的先导，为党中央找到落脚点，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顽强坚持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迫切需要有一支主力红军来坚持和保卫根据地。1932年11月30日，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决定，在檀树岗村重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副军长徐海东。起初，吴焕先认为自己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都很浅薄，不愿意当军长。而沈泽民认为，军长必须从省委成员中挑选。当时的几位省委领导都不是正规军事将领出身，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有放过。吴焕先虽然没有学过军事，但担任过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领过兵打过仗，有实战经验，由他担任军长，是当时最合适的。经过沈泽民的再三劝说，吴焕先最终才担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红二十五军辖2个师5个团及2个特务营，共约7000人。其中包括原红二十七师、红七十五师以及黄安、麻城等地游击队。1936年，《共产国际》刊载过一篇文章《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其中说：“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遭到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遗孤，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之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的重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带来了希望。蒋介石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调集15个师约80个团，对苏区实行大规模“清剿”，企图将根据地红军完全消灭。红二十五军成立后，抓住战机，积极歼敌。1933年3月4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奎部两个团孤军冒进，占据鄂东北根据地中心郭家河。红二十五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全歼郭家河守敌2000余人，取得了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接着，红二十五军再战潘家河、杨泗寨，三战三捷，军威大振，部队发展至1.3万余人。但这时鄂豫皖省委个别领导人头脑发热，机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攻占中心城镇的军事指令，于1933年5月命令红二十五军围攻黄安县七里坪镇，发起七里坪战役。在敌我力量相差近20倍、粮食弹药无以为继的困境下，红军围攻七里坪43天没有攻下，这场战役导致红二十五军伤亡过半，人员由战役初期的1.3万人锐减到6000余人，战斗力大为削弱，蒙受了重大损失。红二十五军撤出七里坪后，国民党军于1933年7月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在来不及休整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但是在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指导下，红二十五军接连遭到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失利，兵员损失更大，全军仅剩3000多人。1933年9月，省委决定让红二十五军主力立即重返鄂东北，红八十二师留在皖西北坚持斗争。敌第三十师、十一师集结在潢（川）麻（城）公路设置封锁线。红二十五军转到黄土岗以南，强行通过公路，遭到敌第三十一师九十三旅的猛烈火力阻击。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率第七十五师大部、第七十四师部共2000余人，向西突破了封锁线。因病躺在担架上的副军长徐海东及后续部队1000余人被截断在路东，折回皖西北。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在鄂东北，敌人集中第十三、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四个师“围剿”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仅四个团，在内线作战的三个团又遭到重大损失。第二二四团在紫云寨一带与敌七个团恶战，冲破敌人重围后转移到老君山、天台山地区；第二二五团在紫云寨以北与敌交战，减员过半，后转到天台山与第二二四团会合；第二一七团在姚家寨一带与敌四个团辗转苦战，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几十人突围到天台山。至此，在鄂东北红二十五军主力只剩下1000多人。当时，红军经常活动的中心地区天台山、老君山、高山岗、仰天窝、茅草尖、卡房一带，已经成了无人区。红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营，指战员大都带着镰刀斧子，每到一地，割野草，搭茅棚，以避风雨。时已初冬，部队的给养严重缺乏，有时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缺药断粮。医护人员一面掩护伤病员，一面冒着生命危险，到山下筹集粮食和其他物资。没有药品，他们就用盐水、南瓜瓤、烟叶等为伤员治伤。敌人天天搜山，放火烧山，伤病员随时都得转移地方。尽管环境十分艰苦，斗争极为残酷，但部队始终斗志坚定，情绪乐观。指战员中传诵着一首歌谣：“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省委转变斗争方针，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紧密联系群众，发展便衣队。红二十五军在地方武装、便衣队的有力配合下，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而且在鄂东北地区恢复了以老君山、天台山和东高山、西高山为中心的两小块游击根据地，部队的游击战术得到了提高，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徐海东因病躺在担架上，率领的后方勤杂人员被隔断在潢麻公路以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徐海东叫号兵吹调动号，联络上没有到路西的零散部队，一共有六个连队。徐海东率部转回皖西北地区后，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下辖第八十二师、八十四师，全军2300余人。红二十八军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以补充部队。第八十二师在赤南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第八十四师在赤城革命根据地熊家河一带活动。10月下旬，敌第十二、第四十五师和独立第四十旅各一部合围熊家河。第八十四师连夜跳出包围圈。10月底，又北返熊家河地区。11月初，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四十旅遭遇，第八十四师在第二路游击师配合下，将敌击溃，歼敌一个团，俘1000余人。这是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北斗争的良好开端。第八十二师在坚持赤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于10月19日被敌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共5个团突然合围于南溪东南黄泥山。经激战，冲破包围。11月下旬，北上熊家河地区，与第八十四师会合。红二十八军进行了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5个多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摆脱了被动局面。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4月中旬，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第五十七军及刘多荃第一〇五师，共9个师，陆续开抵鄂豫皖地区。敌人继续“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总兵力为16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为了集中兵力，开展新的斗争，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然后一同返回鄂东北。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县东南部豹子岩会师。第二天，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军长由徐海东担任、政委由吴焕先担任，辖两个师，共3000余人。这一时期，红二十五军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避实击虚，连续取得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的胜利，恢复、开辟了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游击根据地，打破了张学良的3个月“围剿”计划。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
经过几次反“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总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敌人力量强大，根据地被敌人压缩成几个小块，人口锐减，干部奇缺，兵源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因此，是否实施战略转移成了红二十五军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1934年8月底，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程子华已到中共鄂东北道委驻地，他带来党中央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以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指示。中共鄂东北道委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速来鄂东北。1934年11月4日，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向鄂东北挺进。这时，敌5个“追剿”支队紧紧追击；东北军第一〇七、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七师和一二九师等部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构成重重封锁线，阻止红二十五军西进。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来到光山县斛山寨一带，军领导决定稍事休息一下。就在这时，敌刘翰东第一〇七师、吴克仁第一一七师各一部共4个团和第四“追剿”支队、第五“追剿”支队跟踪而来，并趁红军警戒部队极度疲劳、疏于戒备之机，从东、南两面发动突然袭击。红二十五军仓促应战，顽强抗击。此时，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派飞机对红军轰炸、扫射，并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敌人凭其优势向红军阵地反复猛攻。红二十五军处境极端危险。第七十四师二营固守要点，抗击敌人，但因众寡悬殊，阵地随时都有被敌人突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军首长急令该师第一、第三营增援。全师指战员以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敌人6个团多次猛烈的冲击，守住了阵地。在这紧急时刻，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赶到军部驻地。军长徐海东和政治委员吴焕先及时分析了部队情况，认为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要以快速行军的方式摆脱敌人是很困难的。只有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徐海东、吴焕先下令：第七十四师继续扼守斛山寨制高点，钳制和消耗敌“追剿”第四、第五支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从寨北迂回到刘湾北侧，协同第二二三团向敌第一〇七、第一一七师实施突击；然后，第二二四团迂回至朱家坳以南，第二二三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第七十四师协同攻击敌第四、第五支队。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进行短促有力的政治动员。第二二四团沿斛山寨北山麓隐蔽地迂回到敌第一〇七师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第二二三团乘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撤退。接着，第二二四、第二二三团协同攻击敌第一一七师。在红军的勇猛攻击下，敌人撤退。红军两个团集中力量向敌第四、第五支队的侧后猛攻，第七十四师也趁机发起反击，将敌压至朱家坳一带。敌人处于三面夹击之下，纷纷溃乱。红二十五军以极其英勇顽强的精神投入战斗，打垮了敌人10个团的袭击，共毙、伤、俘敌约4000人。这次战斗，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奏响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曲。战斗结束后，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按计划继续西进，在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和程子华相遇。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开赴鄂东北接受中央指示的紧急任务。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议，根据程子华带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实际，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告别家乡，离开故土，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浴血奋战
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几次陷入绝境，但每次都能绝处逢生。长征路上的第一场血战发生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后，因无法立足，转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前进。敌军判断红军会经过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一线，急忙调兵拦阻。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由赊旗镇北返方城的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迎头堵击红二十五军；驻叶县的第四十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堵击；第一一六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紧追不舍。形势对红二十五军十分不利。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当晚，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跟踪而至，并向土风园发动进攻。驻土风园的红二十五军直属队和第二二五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26日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来。这时，红二十五军距许（昌）南（阳）公路只有20多公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东麓。为了防止敌人追堵，保持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首长以第二二四、第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这天，恰遇寒流，雨雪交加。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又被雨雪浸透，饥寒交迫。许多战士的草鞋被烂泥黏掉，赤脚行军。当日13时，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到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线阵地，突然向红军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不佳，能见度很低，红军先头团发现敌人较迟，又无战斗准备，一时陷入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以致被迫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迅速赶到先头团，立即指挥部队就地进行抵抗。他向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战士们趴在泥泞地上，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说罢，吴焕先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搏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军潮水般一波一波地涌过来，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顶了回去。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军伤亡300余人。入夜以后，红二十五军转向杨楼一带集结，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准备连夜突出重围。部队集合后，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穿过敌人空隙，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小道疾速行进，许多伤员也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由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红二十五军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到“追剿纵队”、第四十军步骑兵的前堵后追。由于军首长和全体共产党员在紧要时刻奋勇当先，带领全军顽强战斗，挫败了敌人的攻击锋芒，稳住了阵地，突出了重围，把追堵之敌甩在背后，才得以转危为安，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用了“鏖战独树镇”一词，把这场战斗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经典战例并立，可见这场战斗的重要性。独树镇战斗刚结束没多久，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洛南县庾家河。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突然袭来，向庾家河猛攻。危急关头，省委立即停止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迅速指挥部队反击。徐海东带领第二二三团首先冲了上去，但敌人的一个团已经抢占了东山坳口，并凭着有利地形，向我军发起猛攻。如果我们顶不住，红二十五军就会被压在山沟里，遭到灭顶之灾。徐海东指挥第二二三团拼死地向敌人冲锋，夺回了坳口。接着程子华、吴焕先带着第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赶来，攻占了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第二二三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时，敌人又上来两个团，再次向我军发起冲击。于是，全线展开了激烈地争夺坳口和两侧高地的战斗。一拨接一拨的冲锋，一群又一群的刺刀格斗，漫山遍野刀光剑影，杀声震天。红二十五军将士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打垮了敌人。军长程子华被敌人子弹击穿双手，打断3根手指头，左手腕动脉血管被击伤。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底下打进去、右耳根穿出，身负重伤。这次战斗共毙伤敌300余人，红二十五军自身也伤亡100余人。庾家河战斗的胜利，使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转危为安，得以在陕南站稳脚跟。至此，红二十五军终于粉碎了十余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任务，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还经历了一场悲壮的战斗，就是军政委吴焕先牺牲的四坡村战斗。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北出秦岭，威逼西安，在获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北上动向后，毅然作出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会合陕甘红军的决定。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泾川县，正在抢渡汭河时，突遇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部队被分割在河两岸。这时，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二〇八团1000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突然袭来。前有河水阻隔，后有强敌猛扑，危急形势可想而知。位于塬上四坡村东北角的第二二三团三营，首先与敌接火，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分班分排地与敌人展开激战。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难以回援。军首长命令后卫部队第二二三团一、二营全部投入战斗，从西南方向猛烈反击敌人。吴焕先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100余人，从河边冲到塬上，直插敌人侧后。他一边指挥，一边向战士们振臂高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战士们不顾道路泥泞，迅速抢占了塬上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第三营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顿时混乱，纷纷溃散。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他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他们高喊着为政委报仇的口号，一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最终敌二〇八团全部被歼，团长马开基被击毙。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脱险，但是吴焕先的牺牲，却是红二十五军无法弥补的损失。历经磨难与艰险，红二十五军这支出发时不足3000人的队伍最终胜利完成长征，成为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他们会同陕北红军，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二十五军历经磨难，却始终击不垮打不散的重要原因
首先就在于红二十五军十分注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健全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机关、连队党支部，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同时还注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有任务就进行动员，发生问题就及时教育。其次，红二十五军各级领导干部也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建立了很好的官兵关系，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军长吴焕先“行军让骡马，住宿让房子”，行军途中，他总是走在最后，检查伤病员掉队情况，把战士们背不动的枪挂在骡子上。就在皖西和鄂东北被分隔开，也就是红二十五军最艰难的1933年夏到1934年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稳定军心，吴焕先经常到部队、战士中间讲全国革命形势，讲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激发战士们的斗志。除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红二十五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和他们对纪律的严格要求也是密不可分的。当时，他们甚至有一条“不准吃鸡”的纪律。1933年郭家河大捷，举行祝捷大会时，临街的几家店铺门前贴出了“白军来了鸡犬不宁，红军来了鸡犬不惊”的对联表示庆贺。省委书记沈泽民知道后说，老百姓越是称赞红军纪律严明，红军越是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只有这样才能顺乎民心。而且决定针对这副对联制定一条特殊纪律：在红二十五军中谁也不准吃鸡。《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最早就是从红二十五军中传唱开来的。1934年秋，程子华由中央苏区到鄂东北道委驻地河南新县卡房，向郑位三和程坦等人传达了中央指示。由此，程坦了解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有关内容，就想到以它来编写一首关于红军纪律的歌曲。在刘华清的协助下，程坦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条文改编成朗朗上口的九字节歌词，填入当时苏区一首关于红军纪律的歌曲《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之中。写好之后，他们把歌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后来，程坦等人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这首歌开始在红二十五军中唱响。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程坦看到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这个文件，他根据文件内容，对原有的歌词进行了重新修改，创作完成后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命名。1935年11月，在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庆祝活动上，红十五军团的战士们唱响了这首歌。随着红军会师和队伍发展，《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迅速在各个红军队伍中传唱开来，传遍大江南北。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
文章来源于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内容有删减。